【一席】晏礼中「享年」

晏礼中，《生活》月刊资深记者。他的报道对象不是社会名流，而是平民百姓，数年来，他为快递员、卖唱人、乡村医生、矿工、艾滋病人管理者、话剧演员、狱警、退伍军人、巡道工等普通人勾画出了一幅幅精准而朴素的平民肖像。

「享年」

晏礼中是一席第五十三位讲者

2013.3.30 北京

在我的电脑里面有一个word文档，名字叫做「享年」。「享年」就是享受生命年数的意思，我是在自己三十岁生日的时候，给自己建的这么一个文档。

为什么要建这么个文档呢？因为我特别想知道，有哪些我喜欢的人，在他们30岁的时候就没了。这样如果我过了三十岁，我就觉得自己比他们值了。

上网一查我发现，英国诗人雪莱三十岁的时候没了，那时候他划着小船，在湖上旅行遇上暴风雨，他就淹死了；还有这一位，这是写「人生若只如初见」的清代词人纳兰性德，他在三十岁的时候病死了。

接下来，每年我都在我的word文档里面，添加着那些「享年」的名字，然后我发现自己活过的人越来越多。当我31岁的时侯，我发现我活过了黄家驹，32岁的时候，我活过了李小龙，33岁的时候，我活过了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天才，亚历山大大帝，34岁的时侯，我活过了蔡锷将军，35岁的时侯，我活过了唱《一生何求》的陈百强。

去年我36岁，本命年。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本命年是一个坎儿，我上网一查，我发现这个坎儿，英国诗人拜伦没有过，一辈子只娶了一个老婆的明孝宗皇帝朱祐橖没有过，还有深受宅男们喜欢的日本AV女星饭岛爱也没有过，但这个坎儿我过了。

我不光过了，还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本书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别处生活》。我写了20个普通人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发表在我工作的《生活》月刊上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八年。

说到记者这个职业，每个人对它的想象都不一样。前段时间，我们的中学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，当他们知道我在当记者的时侯，都纷纷表示，记者好啊，可以游山玩水，吃吃喝喝的。

当然并不是每个记者都能够像那些体制内的记者一样，可以那么滋润，我们这本杂志经常派我去一些老少边穷的地区，所以在某些情况下，吃喝会变成一种负担。

大家看到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里除了我身边那位穿白衬衣的那位兄弟，还有我还活着以外，其他的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因为他们都是艾滋病感染者。

我当时在云南思茅，每天都和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。我们吃饭的时候有这么一个默契，就是我和摄影师吃这边儿的菜，他们就会吃另外一边儿的，好像一盘菜里边有一道无形的线，分隔着两个世界。

当然并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线来保证谁是不被感染的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刷牙的时侯，突然发现自己的牙龈出血了，我当时头皮一阵发麻，我心想完了，我知道虽然唾液是不传染艾滋病的，但是血液会。

这意味着，在我们每天吃饭的那群人当中，如果其中有一个口腔上也有疮口，那么这个疮口就会感染他们的筷子，然后感染到菜，我再吃到这个菜，我就有可能感染上艾滋病毒。

我当时用特别沉重的声音跟摄影师高远说，高远，我牙龈出血了。在那种情况下，大家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高远用更沉重的声音跟我说，小晏，我的牙齿也出血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们俩都没睡觉。我们就在想，如果我们俩都感染了，那么，接下来这个四到八年这个潜伏期，我们这个余生啊，该怎么来度过。

回北京以后，我们跟领导汇报了一下，公司领导出于对整个公司其他同事们的安全考虑，第一时间就安排我们去做了HIV的检查。还好，没事儿，但是我记得那段时间，走在大街上，看到每个人都觉得，啧，感染者，感染者。

这就是我那位摄影师朋友。我记得当时我跟他说这事怎么办的时候，他说，他比了一个手势，他说要死也要脚朝上，不死翻过来，随它去吧，这就是这个勇敢的摄影师。

我们俩是很好的兄弟，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吧。这还是一些年轻人，这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杰提姆，那儿有亚洲最大的一个铁矿，一个中国公司买了它，然后这些年轻人在那工作，然后我们去那儿写他们。

从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，比什凯克到杰提姆路程很远，中途会经过一个叫做伊塞克湖的地方，唐代诗人李白就出生在这个湖的北岸。我们从去和回来，都要在这个湖的南岸住上一晚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跟摄影师提议说，我们到湖边去走一下，他就跟着我去了，我记得那天晚上月光很美，湖也很美。

然后我们在这个良辰美景中，散步的时候就过来了两个当地人，嘀里嘟噜地跟我们说了一通当地话，我们也没明白什么意思，但当其中一个，他突然伸手去抓摄影师身上的那个相机带子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，遇到歹徒了。

做记者这个行业，你一年两年可能碰不到什么，但是十年八年的，你就一定会碰到这种事儿，这是一个概率问题。所以我之前跟摄影师商量过，在国外采访，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办，公司的专业相机都是十几万一台的，回去你也说不清楚，没准让你赔一半，那你也是好几年白干了。

所以我们当时商量，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，那我们就微笑着说，一、二、三，突然出拳，就把对方干倒，那天晚上也一样，我们说哎呀，终于有这样的机会了，然后我们就微笑说，一二三，啪，然后就把离我们最近的人给打倒了。

打倒以后你必须要跑啊，然后我们就跑，刚跑两步，「啪啪」枪声就响了。然后枪声一响，我就闻到一股糊味儿，我也顾不上是哪儿糊了，跑的那个路线就一下变成S形了，我用余光一瞟这个摄影师，我发现他也立刻改成S型了。

在紧急时刻，这个人躲避子弹的那种本能是相当有默契的。最开始我们是朝离我们比较近的几家商店，我们朝那商店跑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当我们在前面跑着，枪声在后面响着，前面那一排商店，就「啪啪啪啪」地灯全关了，那卷帘门就「哗哗哗」往下拉。

嘿呀，这也太不好客了，我们就转朝我们住的酒店的方向跑，拼命跑，还好安全地就跑回酒店了。回去以后我就发现，哦我胳膊中枪了，摄影师呢，他屁股中枪了，当地的朋友就说，那得赶紧取子弹呐。

于是那个酒店就不住了，我们就连夜开车回比什凯克取子弹，取子弹的路上，当地的朋友就给他们的律师打电话，就说，我们中国记者中枪了，然后律师就问他，说还活着吗？

当时我心里面咯噔一下，就觉得，其实人的生命啊，就是别人嘴中的一句话，一句答案。如果那个答案是「死了」的话，我就想，一算，享年33岁，摄影师更悲催，享年32岁。

如果说「死了一个」，那是不是我呢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怎么去跟领导、跟摄影师的亲人交待呢？到了比什凯克以后，他们的律师就问，什么枪打的你们呐，我说没看见，小手枪吧，哎，是这种么？

在当地，你只要到医院去开一个证明，说你不是神经病，你就可以到户外用品店去买这么一把俄罗斯的小口径手枪。经历了这个事情以后，我们就不敢那么莽撞了，特别是在国外。

我记得还有一次，在坦桑尼亚采访，在晚上碰到一群黑人小孩，也是拿着刀来抢相机，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不再数什么一二三啊什么，我们直接就跑，朝那个有光的地方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HELP！HELP！，然后一边对着小孩儿喊：FUCK U FUCK U FUCK U!!!

还好，我记得那天，在我们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，有一个银行保安，端着枪就出来了，救了我们一命，这就是那个就我们命的非洲帅哥。

后来，我们的中国朋友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在非洲你晚上出去不要带钱，你也不要带包，你可以带一样东西，带什么呢？圣经，他们来抢你，你就说，I have no money, I just have a Bible，他就会不好意思地走开了。

实际上，刚才我说的那些突发的危险事情呢，并不会给人带来那种濒死的反应和想象。我第一次有这种濒死的感觉，是什么时候呢？是在2004年，可可西里无人区。

当时我去采访那儿的巡山队员，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叫做卓乃湖，有很多盗猎分子，他们会趁着藏羚羊产小羔羊的时候跑到这个地方来，去猎杀那些藏羚羊。

所以我们就在这地方搭了一个帐篷，建了一个保护站，是一个季节性的保护站，如果有盗猎分子要来，然后我们在他们就不敢来了，白天你工作啊什么都没有问题，到了晚上太阳没了，人就会有高原反应，而且会越来越严重。

高原反应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只是一个名词，但是只有你亲身经历过以后，才会知道那是什么。头疼、胸闷，嗓子里面就像有人用木头棍，不停地搅不停地搅，很难受。巡山队的朋友对我说，小晏同志，你忍一哈，等天亮了就好了噻，我就忍啊，我就在这个痛苦当中，等待着天亮。

我当时看了一下表，1点过5分。在痛苦当中，我就把自己从小到大，经历的所有事情，谈过的所有女朋友都想了一遍，然后我想，哎呀，天亮了，该亮了，我再一看表，1点过8分，3分钟，那时候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是不是快要死了呀。

因为有人说，一个人在他临死之前，会把他的一生全部都想一遍，而且用很短的时间，我想，真的，这么年轻的生命就要没了么，我还没有后代呢，我还刚买了房子，还没有任何人知道那个房子在几楼几号。

还有，我这个稿子怎么办呀？这个编辑该说，这个记者太不靠谱了，然后我就稀里糊涂地想想想想，然后就失去知觉了，当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。

巡山队的朋友就跟我说，他说你知道么，昨天晚上我们一开始叫你，你都还答应，后面再叫你就没反应了，给我们吓坏了，我们就连夜开车，把你往山下送。我们当时最害怕的就是那个车在外面路上坏掉了，因为在高原，那些吉普车是非常容易坏掉的。

所以从可可西里出来以后，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《无人区作证》。当时我还在《经济观察报》，这个报纸在飞机上有，一个企业家就看到了这篇报道，看完以后，他就给可可西里巡山队捐了一批吉普车。这让我觉得，做记者这个行业还是有一些作用的。

有朋友问我说，你采访了那么多人，经历了那么多事儿，记者这个职业对你的人生观有什么影响吗？其实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因为你每写一个人，他们的人生观都会对你有影响，而这个影响都是不一样的。

所以不同的人生观，交织在一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。但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？就是过去我出去采访，碰到一些好玩儿的东西什么的，我都会把它买回来，但现在基本上什么都不买了。

现在我一年四季在外面采访，都是一个包，只有一个包，里面搁着一台电脑，两本书，一个洗漱包，一套换洗衣裳，还有一根录音笔。有时候我就觉得，一个包就是我的整个家，家越小，世界反而越大。

对于我来说这是很奇怪的。我回到北京以后，发现一切物质上的东西，就不像以前那么地想去拥有，我朋友后来到我家，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，我就说你们喜欢什么就拿走吧。

为什么这么想呢，我觉得如果我下一次出去采访，万一回不来了，万一我享年了，那我这些就是些死人的东西，是没人要的，我现在送给你们，你们会说这是小晏生前送我们的，没准还特别珍惜呢。

当我把这话跟我姐姐一说，她说哎呀呸呸呸呸，她让我呸呸呸，但是我觉得人生无常，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，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《一辈子好多事情都说不清楚》，这篇文章写的是一个彝族小孩的故事。

有一次，我听说有一个在四川大凉山有一个彝族小孩，特别会唱歌，所以在一次慈善项目的资助下，这个小孩就到了北京来参加一个夏令营。他回去以后回到他的小山村，这个小孩就跟他们村子里面的小朋友说，我到过北京啦，我看过天安门啦。

然后村子里面没有小朋友相信，就说哎呀你在吹牛，你肯定没有去过你骗我们的。他为了证明，他就从自己住的小村子走了五个小时的山路，来到这个县城，找了当时带他去，参加夏令营的那个老师要了照片，回去证明自己是去过天安门的，是去过北京的。

当时我觉得这个小故事挺打动我的，我就叫上摄影师，我们就去了那个大凉山的深处去找那个小孩，我觉得这个倔倔的小孩，挺可爱，这个小孩他们家，是在大凉山深处一个叫做团结村的地方，那个地方不通车。

所以我们只能坐车到乡政府，再从乡政府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到他们家。路上有一个乡长陪着我们，因为乡长说，他们那个村子由于交通闭塞，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懂汉话，所以他给我们当翻译。

路上说这个小孩阿力日晷很聪明，我们就到了阿力日晷家了，我就发现这个小孩特别腼腆，特别害羞，你问他任何问题，他都不说话。这个靠在门边的小孩，就是阿力日晷，他们家只有一间屋子，他们家一家四口，他爸他妈还有他妹妹，还有这张照片前面的，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：一头猪，都住在一间屋子里面。

当天晚上，床就不够了。我就主动要求，睡在火塘边的地上，晚上的时候，我就隐隐约约地听见那头猪出来了，我当时特别害怕它过来亲我，所以我就把身子一转，头就朝着墙，这样你就亲不着我了。

结果猪没来，跳蚤来了，我被跳蚤咬了整整一晚上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数，58个包，又疼又痒，这个乡长就说，哎呀这个没事儿，你到了山坡上，你把自己脱光了。

然后你让太阳一晒，这跳蚤自然就跑了，然后我就说好吧，阿力日晷就带着我们到山坡上，脱光了跟那儿日光浴，晒跳蚤，他这个乡长在旁边还笑，这个跳蚤有福气啊，吃点城里面人的肉，喝点儿血。

可是我笑不出来，因为什么呢，那我怎么采访啊，这么一个内向的小孩，一句话都不说我怎么采访啊，在这个这时候呢，我就看到阿力日晷，他就在山坡上就唱起歌来了，这就是大凉山，抱着头那个就是阿力日晷。

他唱歌，歌声很优美，很嘹亮，也很伤感，我就问乡长我说他唱什么呢，他说，他们这儿的人就是看到什么，想到什么，就唱什么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我就说，乡长您可不可以帮我翻译，我问他问题，他唱出来，然后你再帮我翻译一下怎么样。

然后这个乡长说，哎，那试试吧，于是我就有了自己在记者生涯当中绝无仅有的一次采访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就选了两段来念给大家听，如果能够把他的声音放出来是最好的，但是那个录音笔在音频还没导出来之前就坏掉了，我们这行特别费的就是录音笔。

当时我问他，我说你从北京回来以后，都想了些什么。他给我唱的是，雄鹰飞得又高又远，见识的东西比人多，不听阿爸的话错走十条沟，不听阿妈的话错翻五座山，山再高没有人的心灵高，路再长没有人的双脚长。

我又问他，我说阿力日晷，你现在坐在山坡上你在想什么，他给我唱道，放羊的时候，担心草老了，羊瘦了，担心岩边的小羊摔倒了，用话儿哄，用枝条儿抽，别让它们跑去邻村的山沟，天冷的时候，担心草枯了，叶黄了，担心家里的羊吃不饱了，吃草的羊累，放羊的人苦，好多事一辈子也说不清楚。

是的，好多事一辈子也说不清楚。我有个朋友看了我写的那个《别处生活》以后，就跟我说，他说你那本书吧，没法一直看下去，因为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把人带入到一种残酷的现实，让人没法躲进韩剧，或者「中国好声音」里。

的确，在当代的中国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想要很有尊严地活着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对我来说，写多了那些生活不容易的人，反而在获得幸福和满足上面就会容易得多。

就像那天我采访完阿力日晷，听他唱完歌，从他家又走了三个小时的山路，走到乡政府的办公室，我累极了困极了，我就在办公室的一个木头椅子上我就睡着了。

醒来以后我发现，那是我人生当中睡得最美的一个觉，仅仅是因为没有跳蚤咬我。‍从那以后，我到任何地方，只要没有跳蚤，我都能够睡觉。

我记得罗曼·罗兰在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里面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，大多数人在他们二三十岁上就死去了，因为过了那个年龄，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，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。

所以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自己特别累，因为我每写一个人，便会跟着他们重复和经历他们的一生，酸甜苦辣，风风雨雨。

这是北京的厨师，这是陕西华音的老腔艺人，这是河北易县的守林人，这是云南云龙的乡村医生，这是海南文昌的环保主义者，这是在非洲修路的湖南人，这是湖南娄底的巡道工，这是湖北武汉吉庆街的卖唱者，这是陕西绥德的石匠，这是云南思茅的艾滋病人管理者，这是云南宾川的守山人，这是贵州大方的狱警，这是大凉山的阿力日晷。

这些普通人，他们的故事是那么的普通，又是那么的鲜活，其实他们大多数人都只是想简简单单平平凡凡地过日子，但是我们的社会又这个时代会把很多种种的忧伤和负担加给他们。

所以，我一遍遍地写着这些普通人，我会突然觉得，自己活了好几好几辈子，如果我享年的话，我觉得我都好几百岁了。

但是如果我还能继续活下去，我还会在《生活》月刊写这些普通人的生活，因为我觉得，从这些普通人的那些似乎无人喝彩的故事，背后我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平淡和疯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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